因为我国民法上对很多民法概念没有从法律实质内涵上去把握，甚至是唯概念而概念的概念形式主义，就更谈不上建立起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导致我国民法理论无法形成体系和框架。

立法者要求这个罪名必须为了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为了政治、军事等其他利益，不构成此罪，但并不意味着不构成其他犯罪。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十、第408条之一：食品监管人员失职罪因为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属于不同的罪过，因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四、第210条之一：持有伪造的发票罪三十五、在刑法第二百一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条之一：明知是伪造的发票而持有，数量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七、第276条之一：恶意欠薪罪四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2.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六、第244条第2款：协助强迫他人劳动罪三十八、将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今天尚存在的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以及过去的收容遣送、收容审查，及似与前述各项不同的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对传染病人的强制措施、对于传染病人接触者的强制措施，在立法面前，都须置之于法治的原则和理念的考量之下，以判断其是否必须、是否得当。

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决策立法第一是须以认可、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为念。时过境迁，今日，执政的共产党提出的是以人为本。当时有认为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了，而是自由太多了，所以才是一盘散沙。一些选择了与社会主流中人不同生存方式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其他伤害他人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不是一定要对他们用强制的方法予以改过——特别是事实已经证明强制的方法对改过并无实效。

其次，是解释，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可以做出不同解释，原因可能出自认知的问题，也可以出自观念——解释包含了价值判断，解释需要回答现实存在情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对人们的影响又是什么？第三，是回应，也就是具体的决策，采取什么措施，制定什么法律，设立什么制度。要对客观存在做出事实判断，关键在于能不能全面地取得和准确地把握信息。

对人的处罚，对人的权利的限制和克减都应以必须和无可替代为条件。如果说劳教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强制性预防措施，我们能不能因判定一个人可能危害社会（或是可能伤及他人权利）而对其实施监禁（哪怕是强制性教育）？谁又有权力判定一个人可能危害社会？如果这种可能被认定是持续的，是否就应对这个人不断地或长期地或终身地监禁。改劳动教养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立法未能如一些人的期望按计划在十届人大期内完成，在十一届人大已举行的三次会议中，又不断有议案提出。一种说法说：这一立法，难在一方面要保护劳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要让这项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旧有的、至今存在的劳教制度应不应该存在下去，不只在于它所依据的法律阶位是否够高，因为原由国务院在1957年和1982年做出的决定，及原由公安部制定的劳教试行办法，完全可以通过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重新制定为法律。（2010-3-11） 进入 李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维权 维稳 。要国家的自由，而不能要个人的自由。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曾述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所缺乏而需要构建的四种机制，这就是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的机制。

国（家）-社（会）本位与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的作为决策立法根基的理念，国（家）-社（会）本位与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依法办事，也不只是写在纸上，就要遵守，法律是有其价值理念的，是一个社会最外显化、制度化的结构的体现。

也不只在于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的决定不是由一个法庭的裁判做出的，因为以往的历史证明，仅仅有法庭的裁判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公正（《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该书由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司法对权利被侵须有救济功能。

决策立法的根本差异，在于是以人为本，认可、尊重、保护人的权利，还是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以国为本——即以抽象整体利益（或说绝大多数人利益）为本，着眼于组织、动员、战斗、管理、控制和整齐划一。于是，就有了不对某些人实施强制措施，就必然会伤及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危及社会治安稳定的结论来。决策立法，首先是对现实的认知。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至今，且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影响着我们的决策立法和政策法律的实施。在那个时候，劳教分子相对阶级敌人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所以会对他们强制，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根本就不认可有个人自由，不认可有相对政府管辖领域的私领域存在国家的利益即在国民的利益，而国民的利益是多元的，决策立法重要的功用之一，即在能协调、衡平不同利益，以致社会于和谐。

理解到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即由一个、一个的国民组成。一种说法说：这一立法，难在一方面要保护劳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要让这项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其他，才是一些具体的标准、规定，程序和技术性安排——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制定是这样，其他一切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我们应该知道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之后，复经历了把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很长时期之后，提出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重大意义，应该知道人权入宪的重大意义，我们是否能真正完成一个历史的转变，真正在国家的政策法律层面做实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十七大报告）的新执政理念。

而执法中的随意性和利用职权，枉法裁处，则是仅靠提高法律阶位所不能解决的。在那个时候，劳教分子相对阶级敌人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所以会对他们强制，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根本就不认可有个人自由，不认可有相对政府管辖领域的私领域存在。

舍此，以过多地强制力去维稳，不是不能达目的，而是成本日大，且伤及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原本就难以长成的公民品性。国（家）-社（会）本位与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的作为决策立法根基的理念，国（家）-社（会）本位与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决策立法第一是须以认可、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为念。在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下，任何个人的自由都是可以限制的（单位可以任意决定某个人在某日下班后不准回家，留在单位或送到某处办学习班）。

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曾述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所缺乏而需要构建的四种机制，这就是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的机制。如果说劳教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行政处罚，就要考虑什么样的行为必须处罚。

于是，就有了不对某些人实施强制措施，就必然会伤及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危及社会治安稳定的结论来。依法办事，也不只是写在纸上，就要遵守，法律是有其价值理念的，是一个社会最外显化、制度化的结构的体现。

第二是须有中立的司法，遵从预设的程序裁判。决策立法，首先是对现实的认知。

（2010-3-11） 进入 李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维权 维稳 。保护人——不管是在这里被表述为劳教当事人的人，还是在其他一些地方被表述为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权益而限制其自由或者是限制或克减其权利的人——的权利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是相对应的矛盾的两方面吗？我们怎样判定一些人的行为及一些社会现象的性质，我们对这些行为及现象在立法决策上给予什么样的回应，支撑我们的制度设置与改进的理念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这，是我们在今天——在中国转型的今天，应认真予以考虑的。司法对权利被侵须有救济功能。法律，不只在其存在的样式和其实施有强制力（或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二是所采取的措施、所制定的法律、所设立的制度是否合于我们所持的基础理念。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一种家（庭）-国（家）本位的法律，那么，在80年前，国民党执政时期明确提出了法律应是国（家）-社（会）本位的法律。

决策立法的根本差异，在于是以人为本，认可、尊重、保护人的权利，还是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以国为本——即以抽象整体利益（或说绝大多数人利益）为本，着眼于组织、动员、战斗、管理、控制和整齐划一。其次，是解释，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可以做出不同解释，原因可能出自认知的问题，也可以出自观念——解释包含了价值判断，解释需要回答现实存在情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对人们的影响又是什么？第三，是回应，也就是具体的决策，采取什么措施，制定什么法律，设立什么制度。

如果说劳教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强制性预防措施，我们能不能因判定一个人可能危害社会（或是可能伤及他人权利）而对其实施监禁（哪怕是强制性教育）？谁又有权力判定一个人可能危害社会？如果这种可能被认定是持续的，是否就应对这个人不断地或长期地或终身地监禁。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至今，且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影响着我们的决策立法和政策法律的实施。